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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一种“必要的恶”

时间:2019-08-16 05:08 作者:admin 点击:

  从业以来,我不止一次听到己方当事人骂对方律师“助纣为虐”。当然,我本人也曾被对方当事人认作“为虎作伥”的无良律师。

  律师的种种负面形象,与个别律师的职业操守▲=○▼欠佳相关,但主要取决于律师制度的定位。英国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至今仍被社科界奉为圭臬。借用这句名言,我以为,律师制度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如何理解“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政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此处的国家是指实际存在的政府系★◇▽▼•统。在国家(政府)没有出现之前,每个人都享有天然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然而,由于缺乏外在的保障,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口角、争斗乃至厮杀,严重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此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体(国家)来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不受侵▲●…△犯,国家由此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恶”。

  所谓国家是恶,是指国家一旦成立必然会侵犯公民的部分自由权利;所谓国家之恶是“必要”的,是指国家的存在虽会损害公民的部分自由权利,并演变为阶级统治导致社会不公,但如果没有国家则会造成社会的无序状态,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在“损害公民部分自由权利”与“无序状态”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便是所谓“必要的恶”。

  “必要的恶”是社会科学中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该思维模式拒绝承认“完美社会”的存在,并在此前提下探讨何为“更加不坏的社会制度”,强调慎重考虑某种社会制度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

  譬如,在探讨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优劣时。“必要的恶”☆▲★-●△◆▲■认为,专制制度显然更有效率。譬如,在“朕言即国法”的年代里,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若皇帝是具有一定才干的,便有可能迅速在废墟中建立一个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天堂;至于民主制度,由于决策上以“一人一票”为原则且群体之间存在利益隔阂,决策效率必然低下,发展往往缓慢。

  不过,专制制度虽然更加容易建立人间天堂,可一旦决策失误却也容易将人间变成炼狱。反观民主制度,虽然决策艰难,但可以有效预防极端政策的出现,虽然无法建立天○▲-•■□堂,但也避免了人间成为炼狱,让人间只是人间。

  在个案中,与法官相比,律师无疑是具有偏向性的。常言道,“法官既是原告的法官也是被告的法官,而律师只是原告的律师或者被告的律师”,法官维护原被告双方的正义,而被告只维护当事人一方的“正义”

  如果某个律师代理了遵守法律的受害者一方,显然是在“伸张正义”;反之,如果某个律师代理了违反法律的加害者一方,显然是在“助纣为孽”。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半的律师在行善,而另一半律师是在作恶。

  首先,区分善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常见民间借贷案件为例,在仅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定借贷关系是否存在的。此时,原告或者被告谁有理并不存在△▪▲□△是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此时,无论原●告胜诉或者被告胜诉,都有可能代表了正义或者违背了正义。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无法剥夺双方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其次,司法经验告诉我们,真相的发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发◆●△▼●掘真相的过程中,善恶有可能是在不断互换位置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只有拥有上帝视角的人,才知道何为“事实”。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事实”不过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感受,因立场与信息接收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再者,即便是在某些事实基本确定,甚至无可辩驳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强求律师只为“善”辩护。我们假定某▪…□▷▷•个律师在接触某一个案件时,根据当时的证据情况及日常判断已经产生了当事人属于“非正义”一方的判断。此时,律师面临的无非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只为正义代言,放弃代理该案件;第二个选择是挣律师费,选择代理案件。少数律师也许会作出第一种选择,而更多的律师也许会作出第二种选择。

  我们当然可以称颂第一种律师是良心律师,但却不宜过多批评第二种律师“见◇…=▲钱眼开”。

  从道德上讲,第二种律师的选择并非没有瑕疵。但是,这一种瑕疵也许因为过于常见而不必过于苛责。以服装销售为例,我们假设销售人员根据消费者的具体情况以及一般日常经验可以断定某款衣服并不适合消费者,但为了赚取提成,该销售人员仍然有可能将衣服销售给消费者。此时,我们可以说该销售人员在道德上也许是有瑕疵的,但是为什么法律没有规定其行为违法?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此种“道德危机”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立法上当然可以规定“销售人员不得将不合适的衣服推荐给消费者”,但在实际操作中将因缺乏明确的适用尺度而使得销售者根本无法开展销售工作,而消费者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要求退货,产生大量的纠纷,不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重要优势之一便是降低交易成本)。

  同理,立法当然也可以直接规定“律师不得为非正义代言”,但由于所谓的非正义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在实践中将陷入无休止的争执,并最终导致该条款的瘫痪。至于律师为“非正义”代言所产生的恶果,大部分可以由中立的法官解决,实际上并不需要过于担心。

  有人问,既然存在中立的法官,为何还需要律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中寻找答案,并通过逻辑分析予以解释、修正。

  以刑事案件的审理为例,中外历史上,检察官与律师的出现晚于法官。在中世纪的纠问制诉讼中,裁判者同时承担检察官、法官与律师的角色,即由裁判者全权处理案件。该模式的效率很高,但却大量出现了法官贪腐、枉法裁判的行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裁判者独享案件处置大权,缺乏必要监督。

  考虑到法官独裁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理论上有两套解决方案:第一种是设立双法院制度,由中立的法院A负责起诉,另外由中立的法院B负责审判;第二种是设立检察院负责起诉,而法院继续负责审判。双法院制度由于缺乏效率(中立机构的弊病)早已被历史所淘汰,现代国家所沿用的基本是第二种制度,即“控审分离”的弹劾主义诉讼模式。

  然而,仅有“控审分离”并无法保障案件的正确处理。倾向于指控有罪的检察机关虽然解决了打击犯罪的效率问题,却无法避免冤案的发生及被告人被过度追诉的情况。此时,从理论上我们便可推知,应该设置一个与检察机关互相对立的机构,即辩护律师。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法治先进国家大多采用“控辩对立,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模式。该模式也被认为是当前最为理性、平衡的诉讼模式。

  显然,辩护律师制度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仅仅是让世界变得“更不坏”。在放纵犯罪与无辜者被追诉之间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历史选择了律师制度。

  上▪•★述提及,律师是一种“必要的恶”。既然是恶,难免给人类社会带来麻烦,只不过这种“★△◁◁▽▼必要的恶”若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便可扬长避短,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必要的恶”其实也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善。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设计,都可以用“必要的恶”去理解。毕竟在现实中,不存在尽善尽美制度,只有我们不得不去接受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必刻意神化律师制度,也不必去刻意抹杀它的贡献。

  有时候,我看到个别律师宣扬自己是“为生命、自由而辩护”的大善人时,总觉得有点膈应(当然也存在不求回报只◇=△▲讲付出的“雷锋”式英雄人物,我对他们只有敬佩);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律师自暴自弃,宣称辩护律师毫无用处,只不过是利用信息差赚钱而已。对于这种完全抹杀辩护律师意义的观点,我也不敢苟同。原因在讨论辩护律师产生的历史缘由时已经明言,在此不赘。

  指出上述两种极端情况,笔者想说明的是:一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未必是因为该问题有多复杂,只不过是讨论问题的人屁股决定脑袋,缺乏公心罢了。对于“控辩对立,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模式,按照我自以为的公心,是尽快提高法官的待遇、增加法官的独立性。原因很简单:与政府等行政机关、律师等私人主体相比,施行不告不理原则的法院更不难做到客观公正。既然如此,两害相权取其轻,我选择把宝压在法官身上。

  虽说法官权威与收入的改善,不必然导致案件的公正处理,但至少为此增加了重要的有利因素,因此值得我们努力。

  上述讨论,我不知道笔者作为一个刑辩律师的私心是否影响了结论的客观性。如果有,我想那绝非我的本意。最后,祝愿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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